2022年6月，郑州部分村镇银行储户因健康码被违规赋红码引发广泛关注。郑州市纪委监委调查显示，时任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冯献彬、团市委书记张琳琳等人擅自决定，对1317名储户赋红码，其中446人在郑州扫场所码被赋码，871人未到郑州但扫他人发送的郑州场所码被赋码，此举违反《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办法》，相关人员被撤职、降级或记过处分。正常情况下，健康码变红需满足《河南省健康码赋码规则（第二版）》规定的情形，如确诊病例、密接者、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等。但此次事件中，储户红码原因被错误标注为“境外归来”“高风险地区驻留”，甚至未出省人员也被跨省推送红码信息。部分储户反映，社区要求签署“不上访”保证书才能转绿码，或遭遇“权限更高部门阻止转码”的情况，凸显健康码管理的混乱与权力滥用。红码转绿的常规流程包括：向社区报备，提交核酸阴性证明、行程记录等材料，由社区或疫情防控部门审核转码。线上可通过“郑好办”APP或“豫事办”提交转码申请，线下需联系赋码地指挥部。但涉事储户转码过程中，多地社区表示无权处理河南推送的红码，需跨省协调，部分人等待数天甚至反复变红。事件暴露出健康码跨省协同机制的漏洞，以及个别地方将防疫工具异化为社会治理手段的严重问题，对公众信任造成冲击。健康码作为疫情防控工具，其严肃性和滥用风险值得深思：当技术权限被少数人操控，普通个体的出行自由如何保障？这一事件不仅是对法治的挑战，更警示需建立健康码管理的刚性约束与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