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疫情高峰期，大量感染者因医疗资源挤兑无法及时入院，医疗系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2022年2月，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度突破8000例，社区内等候入院的感染者人数高达1.2万至1.7万。医院床位严重不足，每日仅能接收约1000名患者，导致大量感染者不得不在户外临时帐篷或医院外露天等待，甚至有老人在寒冷天气中用锡纸保暖。深水埗等区域曾出现深夜80名患者挤在50顶帐篷中的情况，雨天低温让等待过程更显艰难。医疗资源紧张还体现在隔离设施的匮乏上。香港ICU病床仅500张，初期仅安排100张接收新冠患者，私立医院又拒绝收治，进一步加剧了公立医疗系统的压力。为应对危机，特区政府征用皇后山邨、荔景邨等公屋及酒店作为隔离设施，甚至研究启用大学宿舍，预计可提供数千至一万个隔离单位。中央援建的青衣等四处方舱医院也紧急开工，计划提供1.4万至1.7万隔离单位，但建设速度仍赶不上病例增长，按每日新增7500例计算，一个2万容量的隔离设施3天就会饱和。医护人员承受着巨大压力。超过800名医护人员感染，单日新增感染者曾达103人，他们往往一人当两人用，感染风险倍增。为缓解压力，医管局设立7间指定诊所，为轻症患者提供治疗，并协调“抗疫的士”接送病情恶化者。但即便如此，轻症患者仍多被建议居家隔离，尤其居住环境较好者难以获得方舱床位，而劏房、笼屋居民因居住密度高，成为优先安排对象。院内感染问题也不容忽视。2015年玛丽医院曾爆发毛霉菌感染事件，6名患者受感染，2人死亡，源头追溯至承接医用织物洗涤的深湾洗衣场，其多个工序均检测出毛霉菌污染。这一案例暴露出医疗后勤管理中的漏洞，在疫情高峰期，类似的交叉感染风险可能因资源紧张而进一步放大。这场危机折射出香港医疗体系的脆弱性。当单日新增病例可能达到18万的预测成为现实，以千人为单位的中央援港医护团队和全民强制检测成为关键应对措施。然而，疫情中的种种困境——从露天等候的患者到超负荷的医护，从隔离设施的捉襟见肘到院感风险的隐忧——都提醒着公共卫生体系在突发大规模疫情时的极限挑战。如何平衡医疗资源分配、完善应急响应机制，仍是香港乃至全球城市需要持续思考的命题。